主持人：潘石屹

　　潘石屹：

　　我们先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介绍略)：

　　今天谈住的观念，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权，这边有好多学者，他们对人的生活方式都有研究，经济学家，我旁边两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昨天我们在这儿开会梵刚老师到中央电视台点评了我们的会议，昨天的会议挺好互动式的，特别是咱们的经济学家，不能老听他们说，我想还要听听下面的，石涛，先从你这儿开始吧。先有几分钟你这十对年中国的住怎么看的，说完以后下面提问。

　　石涛：

　　这十年中国的住糟透了，原因很简单，无论是住房的样子还是质量，都大大的与世界上住宅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距离太大了，因为我本人在西方住过八年时间，去了不少国家，感觉到在住房的这种人性化的设计方面，或者是在对人的人性的这种关切方面，中国的住房几乎是零，但是这两年稍微有点好转，因为我要把中国的住房全部批判的话，可能潘总会不高兴，这几年有很大的好转，有一些住房已经开始考虑到人性化的需求，甚至包括外观上的样式，当然就北京市的住房外观的设计，我想在座各位可能都有同感，说起来没有什么太能够入眼的东西，我觉得生活肯定一方面是讲究质量，另一方面还要讲究美，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在研讨会上也讨论过，说如果一个民族如果不注重美感，把视觉形象都搞的非常丑陋的话，这个民族的价值就大大不好了。

　　潘石屹：

　　石涛前些年出了一套书叫另类丛书，翻译过来最有影响的一本叫格调，格调好象是说美国的中产阶级发展的变化，基本上从穿的衣服到戴的帽子，然后他们家的草坪都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中产阶级刚在中国兴起，中产阶级要买房子，有好多人模仿这个格调里面中产阶级的生活，有的时候美国过了时的东西，在中国引入进来大家还挺感兴趣的。

　　石涛：

　　我可以对你刚才的话题补充一下，格调的确是个“误读”，在美国它是一个文化批评的书，但是在中国变成一个样板来笑话，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像刚才潘总说的，有一个过时的问题，但是中国正好后滞，所以正好合拍。

　　潘石屹：

　　张颐武教授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他就很看不惯我们房地产发展商，老觉得我们房地产发展商自以为是，老想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老想和北京晚报一样给这些榜爷们穿上一个T恤，这就是人家的生活，人家光着膀子舒服，所以他对我们房地产发展商是一肚子的意见，我们今天下午有很多的发展商，看今天张教授再敢不敢批判我们。

　　张颐武：

　　我害怕，不敢批判，我觉得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伟大的，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我觉得最伟大的，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把整个的欧洲，整个美国都搬到北京周围，这是最伟大的，我在北京看到一系列欧洲的地名，最好玩的事情是我的一个老师，他搬到一个地方叫海德堡，他写文章的时候就写的是“于海德堡”，我以为我的老师刚刚去德国去了一趟，我打电话老师在，我说你在哪儿？他原来主在北京周围的一个海德堡，所以我说你们做了很大的事情，把欧洲，美国，一系列的地方都搬到北京的周围，我发现北京的空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原来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消失了，突然变成了好多的高雅的欧洲的地方，“风丹白露”或者是风丹什么，把风丹白露和香榭丽舍合在一起的伟大工程都在北京崛起，维也纳森林，一切欧洲最美好的地方都在北京，我觉得特别幸福，在北京就感觉在欧洲了，这是我们的房地产商给我们的一个辉煌的精品，确实房地产商改变了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你可以发现我们的各种欲望得到了最好的满足，我们对欧洲的，对美国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中国的年轻人，中国在经济成长中间新的富有阶层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所希望像欧洲一样的生活，像美国一样的生活，今天突然就在我们身边了，就在北京，近在咫尺，500米以外就是欧洲了，300米以外就是美国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房地产商做了确实是做了一个创造性的毁灭革命工作。

　　创造性充满了创造性的一块一块的地，把我们的城市圈起来了，而且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大盘，这个词我今天听了非常的震撼，大盘，这个盘非常大，整个房地产开发商其实比地方政府，比居委会有力量的多，整个的改变了我们的空间结构，创造了很多中国的社会的整个的奇观，一块一块的堆地在北京的城市周围圈起来，所以我在北京周围走的时候很快的看到一个欧洲的地名又来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社会的变化，就是由房地产商来下的功夫，确实中国这个社会创造性的东西，原来的这些地名，什么北七家，七个人的小村子现在改了地名。

　　樊刚：

　　不，你现在到这个地方还得找北七家才能找到，北七家的地名里面有海德堡。

　　张颐武：

　　对对，所以这样一个情景我觉得中国的结构确实房地产商创造的一种双层结构，一方面是中产阶级，年轻人对安全的渴望，你发现中国所有的房子宣传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信条，就是说这个房子都是全封闭的，非常安全的，告诉你这个房子我封闭住了，外边的人不会进来，像一个一个的城堡在北京的周围，到处都有，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城市变得我觉得越来越不好理解，原有的那些市民好象被排挤到了边缘的地方，所以我的想法是我觉得我们的房地产发展商，做到惊天大业的时候，今天我提一个小的建议，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大盘的边界开放一点，不要想像其他的市民他们都是社会福利的负担，都是一些不安全的要素，对我们的大盘。

　　所以我看到好多我们宣传我们大的房地产，我看到这个有一个广告讲的非常动人，我这个房地产24小时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一个穿制服的警卫，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放心了，但是我放心的时候我又觉得那不是和监狱里差不多吗，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的房地产商可能有另外的一个责任，因为他们现在的力量我觉得超过了地方政府，超过了一般的市民，做了很多的改变，惊天动地的事情，确实把中国城市的面貌给改变的非常的灿烂，比如北京的面貌确实是，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灿烂的，非常时髦的北京，但是我觉得能不能把边界开放一下，对其他人有一些开放的因素，这个我觉得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能不能把大盘的边界开放一下，有各种不同的人在社区里面去活动。

　　第二个让这些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人们，他在社区里面能不能有一种新的社区生活，而不是完全封闭在里面，每一个家庭封闭在里面，就是一个大盘把它封闭了，同时每一个家庭都是封闭的，封闭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大家房间里面创造一种看碟的文化，每天看碟大家都非常的满足，要不就是出去活动，看碟，我们永远脱离了我们社区生活，我们跟自己周围的邻居们，跟我们周围的社区里面的活动从来都不参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方面在创造性的发展一切的时候，我们创造性的毁灭了的东西。

　　北京传统的社会里面有一种很好的，社区内部的互动要素，虽然这个城区非常的狭窄，北京人住的非常糟糕，但是他们有一种非常好的互动，人和人之间有一种很好的交往方式，但是我们新的宏伟的大盘里面，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消逝了，大家都封闭自己在这个房间里面，所以我想我们能不能在欧洲的这些地名，中国北京城市的“非地”里面，我们也创造一种社区的凝聚力，同时我们也能创造一种和这个地方，在全球化的这个，我们好象这些大盘都是和世界上其他的地方连结的，但是能不能跟我们北京的本地，或者跟成都，跟上海这些本地有一种门外，或者历史上的连结，有了这样的连结以后，可能我们的这些房子会扎根在本土里面，又跟这个全球化相连结，既是全球化的一个结点，又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从本地生长出来的房子，它不是一个从天外突然飞来，宇宙外星人一样在这个社区里面突然出现的，把旁边的居民惊的目瞪口呆的伟大建筑，而是有一种互动的建筑，我一直梦想着我们的房地产给我们创造出这样的房子的话，可能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一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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